作家宁肯有着“当代文坛刺客”的美誉。走进他的书房，电脑屏幕上他的最新长篇小说《冯所在》刚刚完成第六版修改，他调整了段落、润色了语言，为小说每一章增加了小标题。他说，增加小标题就像给新闻起标题一样，方便读者阅读，也让小说更有节奏感。近日，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，宁肯说，预计两个多月后赢翻网配资，这部小说就要正式发表、出版。
宁肯书房——“琴湖斋”
一个数学盲写了一位数学家
宁肯至今记得自己的两次高考数学成绩，第一次57分，第二次21分。宁肯第二次参加高考是1978年，“我复习了一年，但那年数学特别难，我就会做点四则运算，所以就考了21分。”
作家宁肯和爱犬在一起。 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白继开 摄
宁肯并未预料到，多年以后他会以文学的方式与数学紧紧缠绕在一起，《冯所在》的主角人物原型正是数学家冯康。“费马大定理折磨人类350年，我考21分不算什么，我想写一个人终其一生、皓首穷经证明了‘费马大定理’，却不慎摔倒，证明封在脑子里，成了植物人，世界等他醒来。”
宁肯与冯康的缘分要追溯到10年前——2015年，宁肯被中国作协拉进了中国科学院“创新报国70年”报告文学项目。当一位院士介绍冯康时，宁肯受到了巨大冲击波，“他在国际上名气很大，但是中国人几乎都不知道，这就特别有意思。”宁肯说，冯康出身科学世家，还会7门外语，非常喜爱文学艺术，“冯康这个人一下把我一个数学盲给击中了，他的行为，他的数学家气质，他将科学的传统与人文的传统相结合，这些都特别打动我。”
但和此前他与人合著的报告文学《冯康传》不同，2021年开始动笔的长篇小说《冯所在》对于宁肯是个新的挑战，他需要真正深入进数学腹地，真正深入冯康所处的时代，真正走进数学家群体，去深刻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。
2023年7月，首届世界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召开，宁肯想办法参加了大会。大会主持人是数学界的“诺贝尔奖”——菲尔丁数学奖得主丘成桐先生，与会者包括8位菲尔丁奖、4位图灵奖、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50余位来自世界各国的院士。宁肯仔细捕捉着包括这些数学家身上的一切赢翻网配资，他们的容貌、穿着、举止、个性，在小说家眼中，这些远比他们的专业语境重要得多。
宁肯书房里的数学书。
不仅如此，宁肯还阅读了大量与数学有关的书籍，在宁肯的书架上，这几年最新购入的书都与数学相关——《数学大师》《素数之恋》《最后的数学问题》《数学与人类文明》……有20余本。宁肯说，他最先看的是数学家丘成桐的自传《我的几何人生》，而对他写作《冯所在》影响最大的则是《费马大定理》一书。即便坐在飞机上旅行他也会带着它，在万米高空上阅读做笔记。
与数学、与数学家朝夕相处的这几年，宁肯对数学家也有了全新的认知。“内在的‘不在场’，是他们最大的共性。”在宁肯看来，数学家的逻辑性非常强，对于“非逻辑”却非常厌恶和抵触。但他们深知也正是这种逻辑感，导致他们对于世界有着很强的疏离感，“数学家极其聪明，他们是人类的精英，掌握着人类的终极命运。”宁肯说。
从“逃离北京”到“书写北京”
宁肯的书房里有一个特别的书墙，20套《宁肯文集》整整齐齐又错落有致地摆放着，如同一件装置艺术，这是他从1982年创作至今的文学收获。关于《宁肯文集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推荐语称，这是“当代文坛刺客”宁肯创作40周年纪念典藏版，全书既恣肆汪洋又细腻深情，知识面广阔，扎根于北京话的叙述文字灵动大气，准确传神。
《宁肯文集》组成的书墙。
《宁肯文集》
这套文集出版于2019年，收录《天·藏》《蒙面之城》《三个三重奏》《环形山》《中关村笔记》《我的二十世纪》《说吧，西藏》《宁肯访谈录》8部主要作品。宁肯2024年的新长篇小说《城与年》自然无法收入，但这部别具一格的作品，赢得了评论家孙郁别有味道的评价：“反京味儿”“他似乎厌倦胡同里凝固的生活，神往的是出走的快慰：移动的火车、郊外的野树，和无穷无尽的远方”。
宁肯有着“当代文坛刺客”的美誉。
关于“反京味儿”一说，宁肯回应道，自己成长于上世纪70年代，当时处于特殊历史时期，北京语言环境相对贫乏。因此，他在书中呈现的京味儿是盐碱化、板结化的，这和老舍笔下生活气息浓厚的京味儿非常不一样，所以就有着“反京味儿”的性质。“我当时所处那个年代，糖火烧、豆汁都没有，就是窝头、咸菜、米面、大白菜，这能有什么京味儿。” 但在宁肯看来，自己作品里的这种“反京味儿”，反而和人类现代主义的困境和荒诞却打通了赢翻网配资，和缪尔·贝克特的《等待多戈》，卡夫卡的《城堡》《“K”》，形成一定对话关系，先锋气质暗暗流淌在北京南城的故事里，流淌在残酷青春的书写中。
和许多北京作家并不一样，在北京土生土长的宁肯最初并不愿意写北京，甚至选择逃离北京，“对北京太熟悉，熟悉到没感觉，不知道写什么。”于是，1984年，北京18中的老师宁肯毅然决然远赴拉萨，成为拉萨的一名中学教师，那一年宁肯才25岁。至今回想起来，宁肯认为这是一个英明的决定，“我的思想、世界观、情感，都是在西藏定的型。”
美国汉学家穆润陶翻译了英文版《天·藏》（图左侧为宁肯与穆润陶的合影，右侧为《天·藏》英文版）。
但西藏带给宁肯的视觉震撼和心灵震撼，最初并未化作文字，他说自己曾一度陷入语言苍白无力的境地，甚至连诗也无法写了。“我一直在寻找能震撼我的文字，别人可能就绕开了，但我就绕不开，绕不开可能就变成像酒一样，开始不断发酵，开始不断积淀。”最终，宁肯真正书写西藏的长篇小说《天·藏》完成于2010年，而他离开拉萨也已24载。这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的英文版，如今被宁肯珍藏在书架上。
长篇小说《城与年》封面。
岁月流逝，对于曾经逃离北京的宁肯而言，他猛然发现自己书写北京的愿望在暗自生长，于是，他尝试着先写了回忆性散文集《北京：城与年》，再完成长篇小说《城与年》，他也终于将目光深深投向那个鲜少被同辈作家涉及、但又充满意义的20世纪70年代。“我们小时候老从琉璃厂出发，到永定门看火车，铁道上还有化石一样的东西，我们拿回在马路上面写字。这是我经历过的，我就写在书里头了。”
“书就是把关着的窗户打开”
《我的三重奏》责任编辑谢锦很欣赏宁肯“当代文坛刺客”这一“绰号”，他也很欣赏宁肯的诗意和哲学在文本中得到完美的统一。“所谓的刺客，是他带着诗意向你一路走来，一路的剑雨让你被迷惑了，等他到你眼前亮出哲学雪亮的刀锋，你又被震惊了。”
走进这位“文坛刺客”的书房深处，会不断从他的言谈话语间打捞出“出走”和“阅读”这两个关键词，或许它们正是“文坛刺客”背后的重要推手。
从北京“出走”到拉萨；从文学“出走”到数学；从胡同“出走”到远方，“出走”在宁肯的文学与人生中，始终无法绕开。“我不仅生活在别处，我的文学也在别处，我好像一直不愿意在家乡出人头地，我的第一篇作品是在上海《萌芽》杂志发表的，我的文集是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。”事实上，直到今年，他的最新中篇小说《鸟》计划在《北京文学》发表，而这也将是他首次在《北京文学》发表作品。“他们有个‘新北京作家群’栏目，我愿称自己为‘新北京作家’。”宁肯说。
回望自己的来时路，宁肯说，很庆幸自己的“出走”，“我觉得还是要重视自我的感受，沿着自己内心的道路往前走，多困难都要往前走，绝对不能躺平，不能被现实的力量完全裹挟。”在他看来，在无路的情况下，要自己闯出一条路来，哪怕这次失败了，下次也可能就走通了。“本质上来说，人就是要搏斗的，人一生下来哇哇啼哭，就是一种搏斗。”
与“出走”相比，“阅读”对于宁肯而言同样极为重要，“阅读对于我来说，是生活非常重要的方式，某种意义上来讲，如果没有阅读，就没有现在的我。”在宁肯看来，阅读是探索自我最重要的渠道，人的一生就应该对自己充满好奇，就应该不断探索自己。“只有不断阅读，才能不断地发现自己，也就会勾起更强烈的阅读愿望。”
宁肯说，他这一辈子就是不断地阅读，不断地探索自己，看不懂数学，难道还看不懂这个人吗？“我自从看了数学书后，看待世界多了一个角度，原有的西藏、北京、哲学、诗的角度现在又突然多了一个数学的角度。”在宁肯眼中，每个人都有很多窗户，书就是把关着的窗户打开，一个人越丰富，打开的窗户就越多，因此弄清楚了自己也就弄清楚了世界，弄清楚了世界也就弄清楚了自己，而这些都要靠阅读来完成。
记者：路艳霞赢翻网配资,白继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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